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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的10月份，轮到我在夏中义老师的课上讲吴宓。
那个时候，也是我太不经心。第二天要讲课了，头一天还在法华忙专业学位研究生考试的事。到了晚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于是去网上找了几篇论文，略加摘抄；又找了一篇《改造吴宓教授》，摘选了六七页，看看觉得也能应付了，于是就预备拿到课堂上念。
可是做学问这东西，花了力气和没花力气总归是不同的。同样是七八张纸，如果是自己用了心思写的，就有急切的盼望要与人分享，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想法，给出意见或建议；如果是抄来的，就明显会底气不足，会心虚，就像我这次讲吴宓，却不懂得吴宓，不理解吴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样的心里能够踏实吗？
终于，当我在满怀疑虑地念关于《学衡》的评价时，夏老师问我了：“你读过《学衡》杂志吗？”
我只好说：“没有。”
夏老师于是谈论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一种尊重学术的信仰。评判《学衡》要去读《学衡》本身，读了以后再来发言，说说自己看了这个文献以后，自己怎么来判断它。有一句说一句，有两句说两句，就算说得少，毕竟是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绝不能这里抄一些，那里抄一些，把拾人牙慧的所得拿出来展示一番，实际上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实在是连二手资料都算不上的。
我听了以后非常惭愧。我觉得这一课是我应该补上的。这篇文章，就是这次补课的结果。
《谒吴宓书》和《改造吴宓教授》
要说吴宓，先要理解吴宓。理解吴宓，先要阅读吴宓的文章。可是我当时没有这么做，我选择了读解诗人朵渔（高照亮）的《改造吴宓教授》。这当然是出于当时的取巧心理，可是客观地说，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谒吴宓书》同样不是吴宓的原著，可是经过了作者的思考、梳理，使得吴宓的心路历程显得更清楚了，更容易让我们把握他内在世界的密码，了解他思维行动的轨迹。或许对于刚刚接触、研究某位学者的人来说，一篇好的导引文章更有参考的价值吧。如果把吴宓的著作比作新鲜水果，《谒吴宓书》和《改造吴宓教授》就是把水果削了皮，去了核，切块装盘，供我们品尝它的味道。这虽然经过了别人的加工，但是基本保留了新鲜的滋味，远非网上抄下来的那些“水果罐头”所能比拟。
但是，这两篇文章在分析吴宓这个人的时候，又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吴宓在学术史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位率真、洒脱的学者，最终变成一个自抑、自卑、自嘲、自辱的落魄儒生，其中还穿插着出色的学者一点一点流失学统的过程，不受拘束的灵魂一步一步走进桎梏的过程。吴宓身上原本存在的一马学统、一马道统的并驾齐驱，最终变成极端的平衡失控，直至拖着他彻底偏离了预定的航程。造成吴宓悲剧的根源在哪里？《改造吴宓教授》和《谒吴宓书》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朵渔论史的特点是细处着手，他选编了《吴宓日记续编》中1949年后的吴宓日记，结合史实分析心态，把吴宓在最后28年里所处的社会环境透过日记文本、来往书信、汇报检讨等等仔细具体地白描出来。他字里行间发送着强烈的讯号，使人相信，吴宓的悲剧滥觞于1949年之后，不是因为人变了，而是因为人间变了，“影底河山初换世”，这便是吴宓悲剧的起源。
《谒吴宓书》显然走得更远。夏中义师不相信外在的境遇变化能够那么绝对、那么彻底地修改一个人的学术志向。这里似乎可以参考孟子的那段论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不能”代表客观条件的不得为，“不为”代表主观意愿的不欲为。作者想知道，为什么“一二•九” 运动时的吴晗“能”，1949年前的吴宓却“不能”？为什么“白头愁对柳条新”的陈寅恪“能”，同样处在1949年之后的吴宓则还是“不能”？在时代背景、宏观世变的因素之外，吴宓本人作为一名学者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是不是起着更大的磁场作用？作者要使我们相信，吴宓的悲剧，归根结底不是“不能”的悲剧，而是在他内心里萌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生发了的“不为”的悲剧。
《谒吴宓书》发表于《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出版之前，这种非主观因素可能使得《谒》文过多依赖于作者对吴宓传记材料的把握，而对研究对象本人所写的、甚至所涂改的原始文本稍缺系统的分析判断；吴宓有天才的史学洞察力，应该明白自己的日记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承担塑造自身形象的使命。因此，他经常对日记进行修整、润饰。吴宓日记作为个人的历史，是一部修改过的历史。此外，《吴宓日记》在付梓之前，经过吴家三女儿吴学昭的整理审定。吴宓在他最后的一段时期与吴学昭关系紧张，这也并不是什么秘密。正如作者所说的，如果他读了吴宓的日记，也许会写出另一篇《谒吴宓书》。可是我认为，即使有第二篇《谒吴宓书》，作者对吴宓有志于“行事”，从而导致角色错位的判断不会改变；更明确地说，“人海沉浮非书生所宜”这个看似简单却蕴藏复杂味道的标题也不会变。因为只有这种内在的、深层的“心灵密码”，才是吴宓悲剧的总根源。
总地说来，《改造吴宓教授》和《谒吴宓书》所参考的材料各不相同，可以参照阅读。区别在于，后者考察吴宓为什么做不成大学者，探讨他在1949年前不能当一个纯正学人的内因；前者讨论1949年以后，在什么样的外因作用下，他连一个有尊严的人都做不成了。
下面我将结合这两篇文章，围绕吴宓谈几个问题。
学术成就与1949
吴宓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率先在中国高校创设“西洋文学史”课程，他也因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位介绍并系统讲授西方文学史的教授。这一创举本就该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吴宓早年引以为豪也可以理解；可是这最后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每每担心“自来炫能实足以贾祸”，处处害怕招致别人的非议。连自己原先的学术成就都不能坦然面对，遑论有新的建树和成果呢？吴宓最后的28年过于懦弱，过于自卑，过于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了。星辰本身的黯淡，也使得天穹减了一分光彩。无论对于吴宓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学界，1949年到1978年都不是什么让人乐观的时期。
在这里，1949年变成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年份：仿佛这一年就是一个分水岭，不但把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分为两段，也把中国的学术、思想的历史划成两截。对于一名学者而言，世事的变换可能逼迫他尝试另一种活法，许多人的一生也由此被涂上了两种不同的色彩。所以，朵渔在《改造吴宓教授》一文里，劈头就是一句“1949年1月”，在珞珈山的冬天，武汉大学闯进了士兵，大肆砍伐校内树木用作柴薪。这件事使吴宓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他大概隐隐约约地体味到象牙塔里不再安宁了。而在朵渔看来，一场修剪、改造吴宓教授的运动，早在此时便已拉开序幕。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1949年虽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对于这个年份之后的历史时期的表述，有人习惯说“建国后”，也有人说“解放后”，然而“建国”和“解放”都是政治概念，并非科学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学术简单地“一分为二”。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那一年以后大陆学界就没有什么学术成就。相反，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文艺理论很有建树的时期。判断一件事物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视而不见并非尊重学术的态度。或许我们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术，比起之前来没有那么繁荣了。话说到这里，大概也就能够说清楚情况了吧。
夫子心态，儒生情怀
鲁迅说吴宓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非常形象贴切的。吴宓有孔夫子那样的坚执，坚执之外又透着一些迂腐；他立志做一名传播孔孟之道的道德夫子，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他一生的“二马并驰”，不能专心学术，在根源上也正是出于此。吴宓自己也深刻地知道：“二马分道而奔，而宓将受车裂之刑也。此宓生之悲剧也。”可是正像孔子“怃然”说的那样，“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难道不愿意学长沮和桀溺，做个无忧无虑的逸民吗？可是他有那么深的济世情怀，自发的责任感促使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吴宓所处的时代，中国饱经内忧外患，他对社会抱着一种道义的关怀，他对中国抱着一种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关爱。当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城来，吴宓就先知先觉地预感到“乐臣民山呼万岁而颂其功德极天极地喻为太阳者”蕴藏着可怕的不测，自己的生存境遇可能面对急剧的恶化，可另一方面他又下定决心：“纵使肝脑涂地，也愿涂于祖国土地上，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只要能够“结束离乱，开创盛世”，“则宓纵使不幸罹难，亦当会含笑而甘之也！”
1979年，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在为吴宓举行追悼会的时候，评价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学者”。对于吴宓教授而言，“热爱祖国”这四个字他是当得起的。只是，他对祖国的这份不假思索的爱，是不是可以稍稍加以讨论呢？
我们爱国，爱的是生养我们的国土，不论它的大小；爱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它的多少；我们不是爱一个特定的政权，不是因为爱国就毫无保留地承认执政实力的绝对权威，承认它对一部分个人采取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政权是不是正当，这取决于这个政权能不能维护它管辖的公民的正当权利。个人的尊严并不需要在“民族利益”面前显得渺小卑微。无论在多么伟大的民族面前，无论在多么高尚的名义下面，个体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在这片国土上遭遇了不公正，遭遇了屈辱与损害，即使无力改变事实，也要坚定地明确这是不合理的，是不对的，而不是理所应当的，不是天经地义的。2000年8月23日，营救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官兵的行动彻底失败，118名捍卫国家的官兵的英魂被他们的国家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海底。俄罗斯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没有救援能力的条件下断然拒绝西方国家的救助，直接造成一百多名官兵的死亡，这能够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吗？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地质问：“人们若是背叛国家要受惩罚，但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
我们得知道，国家也会背叛她的人民。
南粤郁郁苍苍
1961年，吴宓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广州看望陈寅恪。7月，他给陈寅恪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意思。当时身陷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中的陈寅恪收到来信后，8月4号就回信给吴宓，“简示宓到粤应注意之事项”；大概是陈又觉得不踏实，8月8号再寄一封长信，安排的细节连米票、鸡蛋、公交车都囊括在内了，可见他也是急切地期望着吴宓的来访。8月底，吴宓到了广州；9月1号上午，吴宓去了陈寅恪家。
据吴宓自己的记叙，陈寅恪那天讲了很多，而且在今天读起来，似乎是有什么深意在的。他详细地告诉吴宓自己十二年来的行止，恪守“八不”规范：不加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不改造思想，不做颂诗，不做白话文，不写简化字，不为一切攻击诋毁者所撼动。吴宓感佩地称陈寅恪“堪称为人所难及”。
可是，陈寅恪的目的，只是要让吴宓感佩他么？只是想让别人了解他在1949年以后，为着心目中无比神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么？
陈寅恪无疑把吴宓看作自己的朋友。他知道吴宓的性格，也知道吴宓活得很累。他那一番夫子自道的陈述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带有优越感的自诩，而是委婉地希望给他的朋友提供一种新的活法，一种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精神痛苦的生存方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学人的生活看似很苦，却有无限的乐趣和自由自在。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你不追求“功”，不看重“名”，就可以实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最终达到庄子推崇的“逍遥游”的境界。如今我们想象着陈寅恪当时说话的情景，会觉得他对吴宓有着格外良苦的用心。在两人交往的历史上，这并非陈寅恪对吴宓的第一次劝说。
吴宓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怎么会看不出陈寅恪的苦心呢。早在1959年年底，他就曾把自己和陈寅恪作过一番比较：
“如陈寅恪兄之高亢不屈，使党人敬惮，其学又足以笼罩百家，冠冕一世。……反观宓者，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本无昭昭之明，又无赫赫之功，小廉曲谨，于世推移，至六十岁后，卑躬屈节，尽弃理想与人格，揣摩迎合，以求自保其生命与职位，今宓生世已深自羞惭，而学问与著作亦无可言。……总之，宓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今虽犹生存，实无异于死。”
可是，“二马”奔驰起来，又如何收得住缰绳呢？何况，吴宓心底里以德化人、经世济民的儒生情怀——尽管体制决不会容许他这么做——又如何允许他止步兜缰呢？
吴宓最终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装糊涂。三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广州。从此，他与陈寅恪再也未曾谋面。1969年，陈寅恪苦苦支撑了二十年的铮铮铁骨倒下了；两年之后，远在重庆的吴宓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真是：
参商运行不休，难见同怀依旧。一夜骤风密雨，已是绿肥红瘦。
写书但为埋骨，做诗只欠砍头。此去或可相逢，唯计百年之后！
结尾：我们向吴宓学习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止一处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在吴宓身上，有一点最为撼动我心。那就是他剖析自己的勇气，是他面对强大的压力，对自己的屈服、懦弱承受着的深刻的耻辱。这种耻辱感发自他的内心，因此也足以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每一个个人也许是弱小的，有的时候必须面临要不要低头的抉择。不低头的代价可能过于昂贵，昂贵得让我们承受不起。我们不是不可以低头，但是低头的时候要知道羞愧。当有朝一日可以昂首的时候，我们的脖子一定要硬起来。
一月二十五日深夜
时桌前旧书一部，是为黄卷；灯管泛蓝，是作青灯。故题曰“黄卷青灯”耳。
为了某种精神。